网络智酷首创了“思想剧场”这样一种形式，对数字化经典进行领读。我领读的是斯蒂格勒的名著《技术与时间》。先后在长安俱乐部和网络智酷本部做了两场讲座，现将主要内容整理后分享如下。
阅读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的现实意义，在于加强对技术革命本质的认识。历史上反复发生同样的现象：技术革命发生20年到50年后，人们对新技术的细节和应用已经十分熟悉，但仍把技术的本质，理解为革命前的本质。例如，称工业技术为农业4.0，或称信息技术为工业4.0。其特征是体用颠倒，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可以帮助我们系统地建立关于如何辨别技术之“体”的思维框架。这有助于我们超越当代的历史局限，站在未来立场上，提前认识当下的信息技术革命的革命性所在。
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一共有三卷，全书贯穿着一个关于普罗米修斯与爱比米修斯兄弟俩的隐喻。在古希腊神话中，爱比米修斯给各种动物分派技术，唯独遗忘了给人赋予特长。普罗米修斯为了弥补这个过失，通过盗火，给人带来使用工具的独特技能。宙斯不仅惩罚了普罗米修斯，而且还让爱比米修斯迷上潘朵拉，打开了灾难之盒，带给人类。斯蒂格勒用普罗米修斯与爱比米修斯兄弟俩的相反行为，比喻存在两种性质相反的技术。这为我们理解信息技术与工业技术“相反”在哪里（因而构成技术“革命”这种特殊关系），提供了思想史中几乎唯一的线索。
在斯蒂格勒之前，人们把技术与人的本质对立起来，当作技术与非技术的外在区别。例如，勒鲁瓦-古兰的区分是技术的（“干”的、理性的）和非技术的（“湿”的、人本的）。勒鲁瓦-古兰区分两种对立的智能：技术的和非技术的。技术的对应理性的（“干”的），非技术的对应人本的（“湿”的）。而斯蒂格勒，不认为这种冲突发生在技术与人之间，而认为是技术内部代表两种人的本质在冲突，因此是人的内在冲突。
西方科学在哲学上立论的前提，是心物二元，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认为人是一套道理（最终通向上帝），自然是另一套道理。按西方学术话语传统，可以把心物二元，对应时间与空间二元。心物一元，首先是时空一元，即时空一体，而非时间与空间分立；心物二元，则意味着时空二元。时间与空间区别的背后，实际是同质性范畴与异质性范畴的区别。前者通向简单性系统，后者通向复杂性系统。例如，大数据中，因果是以同质性为前提的，同质性才有因果，它们的联系在于理性；相关是以异质性为本质的，异质性只有相关，它们的联系在于最短路径优先的邻接。
斯蒂格勒将异质性与同质性当作构成人类本质的第一对矛盾：“人类是双重过失——遗忘和盗窃——的产物”。“首先是爱比米修斯的遗忘造成的第一个过失，接着就是普罗米修斯偷盗火种：第二个过失。”
斯蒂格勒将物化的意识，称为关于“什么”的问题意识（对应心物二元中的物）；将对应心的意识，称为关于“谁”（对应心物二元中的心）的问题意识。物对应的是同质性，心对应的是异质性。
遗忘指代的是异质性，盗窃指代的是同质性。用我的话来说，由前者形成的技术是“湿”的技术，后者形成的技术是“干”的技术（以火代表）。所谓过失，是相对于人的目的与手段这一对矛盾而言，遗忘指代人为了目的而忘记手段，在故事中以爱比米修斯忘记为人类配备工具、手段“导致缺陷”代表；盗窃指代人为了手段而忘记目的，在故事中以普罗米修斯盗窃工具、手段——以火种隐喻——导致技术对人的异化这种“暴力”代表。
斯蒂格勒从人的这对基本矛盾出发，划分出技术的相互对立的两种原则，“古希腊的技术神话给欧洲语言留下两个得自神的共同的概念：普罗米修斯原则和爱比米修斯原则。”其中，死亡就是普罗米修斯的原则，死亡喻指心物二元对立中“物”的原则（理性原则）；而遗忘则是爱比米修斯的原则，爱比米修斯原则即是指通过对过去失误的反思获得的经验积累，遗忘喻指心物二元对立中“心”（“谁”）的原则（人本原则）。
死亡这个隐喻，源自西方特有的理念。与中国人的仙是以对自然的推崇为背景不同，西方人的神是以对理性的推崇为背景。“人类起源只有放到神的起源之中才有意义”，人与神的区别“涉及的是人（死）与神（不死）的关系，因此，人类起源说首先就是死亡说”。在西方观念中，神是不死的，而理性是普遍永恒的，因此神是等于理性的；而人是有死的（原子论的个体是有限的），人要成为神，必须掌握理性。普罗米修斯通过盗窃获得火，就是人类掌握工具理性的象征。因此死亡与工具理性型的技术（专业化技术）是对应的。“人类在这个背景意义上，通过双重过失——尤其是盗窃——获得神性，为不死的神设立祭坛”。
遗忘这个隐喻，典出古希腊。柏拉图说，回忆是对理性层面之上的“上界”的觉悟，这个上界代表工具价值（理性）之上的目的意义，对应中国人说的“悟”（即超越经验与理性之上的直觉或本质直观）。人们对于这种目的意义层面道理的觉悟，分“记载记忆”与“回忆记忆”两类。前者依托于中介（如神秀依托形式化的东西渐悟），后者是直接的（如六祖不识字而悟道）。技术属于“记载记忆”（载于中介上的记忆），后者直接靠大脑回忆。“记载记忆有玷污回忆记忆的危险”，意为，技术由于其代具性，容易使人沉迷于工具理性。例如，由于死扣字面意义（语形）而迷失了本义（语义）。回忆的对象是事物的目的意义，如果回忆被“记载记忆”所劫持，以致“望文生义”——背离语义之本，而逐语形之末，则要通过“遗忘”这种类型的（去中介的）回忆，来复归“回忆记忆”。
爱比米修斯原则中的遗忘，代表了“谁”（“心”）的原则。这一原则“即构成与‘什么’关系的遗忘”（按：“物”对应“什么”），“并由此构成那个在对经验的一遍遍重新记忆中沉思其‘过失’和遗忘的‘谁’”。意思是，按照心所代表的异质性的原则（意义原则），要遗忘工具理性代表的“物”（“什么”），不为物役。并在对异化的反省中，从物回到心，从工具理性回到人本身，觉悟到人是技术的主人，不能反被物化的技术所支配。
遗忘与“丧失记忆”相反。丧失记忆相当于“忘本”，是指人们对最初原型记忆——这个一切毋庸置疑的推理和意义的基石——的丧失，如斯蒂格勒说的“技术化就是丧失记忆”。 遗忘则是指忘掉工具理性的技术，回到本源。这个遗忘是得鱼忘筌中的忘。所以这是双重忘记（斯蒂格勒称为“双重过失”），是忘记忘本这种“忘记”。
爱比米修斯技术是一种遗忘类型的技术。信息技术与生命技术都是一种延异型的技术。延异是德里达的核心概念，是指差异之流。斯蒂格勒是德里达的弟子，他当年出于反叛理念而抢劫银行（专抢自己存款的银行，认为抢自己存的钱有理），是德里达探监发现了这个思想天才。斯蒂格勒用延异的思想，将海德格尔的此在（差异化存在），发展为“已经此在”（时间之流中的差异性）。信息技术就是一种征服延异的技术，或以处理延异为所长的技术。延异对应大数据就是variety（非结构化数据），对应经济就是variety（显示质量、创新差异度的品种）。信息技术革命的本质，就是电子和商务这两种variety的“人枪一体”化。
延异型的技术强调当下与此在的异质性，同时时空这些点又是绵延不绝的。数字信号与基因信号的录制与播放，只不过是生生不息这一过程的实现形式。信息传播与基因遗传，无非是意义运动的方式。更根本之处在于，信息技术与生命技术都是专注意义本身的，得意义之鱼而忘信息或基因之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