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封杀华为供应链之举，震动全球。有人认为，这是一张牌，特朗普看到打击中兴，在贸易战中获得好处，想照方抓药；也有人认为，这标志着贸易战，正在转向“贸易-科技”战，甚至重点是科技战。从目前获得的信息看，贸易战可能居大，当然，也不排除以脱钩为特点的科技战后来居上。

一、贸易战中的局中局

从商人打牌这个角度观察特朗普，将华为，甚至科技当牌打，希望从贸易谈判中获得好处，这是最直观的感觉。

但封杀华为供应链，破坏高科技生态这一不同寻常的做法看，不排除这是一种打牌技巧。高手打牌，一张牌打出去，最好打好、打坏两面都是赢。

有人认为，破坏高科技生态，会伤及美国企业，美国总统难道不会投鼠忌器吗？这个观点是不太成立的。因为仔细一看，此举伤害的多是民主党的势力范围，付代价的是民主党的票仓。

具体来看，美国芯片制造商博通，英特尔和高通公司都属于华为的主要供应商。在华为2018年第三季度支出的人民币524亿元中，博通占21亿人民币，高通是16亿人民币。加利福尼亚的电路制造商NeoPhotonics在2018年第三季度从华为获得47％的收入。就拿配合美国政府的谷歌来说，由于华为是站在安卓一方对抗苹果的主力，一旦断供安卓服务，谷歌与苹果的位置就会由于手机客户阵营改变，瞬间倾覆。

农民有句老话，在别人的地里乱撒种。如果是自己的地，撒种会考虑有没有收获；如果是别家的地，就不在乎了。如果特朗普破坏传统产业的供应链，会伤自己；而高科技领域，对共和党来说，就是“别人的地”。

对中美贸易战中的“美国吃亏”论，共和党感受比民主党深，因为中美贸易，获利的是作为民主党基础的高科技企业，而“受害”的主要是共和党的传统制造产业，现在特朗普拿高科技当牌打，仅就贸易战看，打成打不成，都对自己有利。

有人会认为，对中国高科技企业、产业的崛起的担忧，是全美的共识，民主党也可以“牺牲”自己，服从大局。但也可以反问，特朗普为什么不去破坏传统产业的产业链；如果说特朗普也重视高科技，为什么他的施政重点没有向硅谷倾斜？

共和党在贸易谈判中，忽然威胁破坏全球科技供应链，实际是以民主党的筹码为注，与中国讨价还价，这就是贸易战中的局中局。中国在贸易战和谈判中，要更有针对性。

二、美国为什么输给华为

我们现在进一步分析作为局中局的高科技这个领域的走势。

欧美人自己怎么看封杀华为这件事，是颇有意思的。华为的死活并不是他们关心的，他们在网上讨论时关注的重点是，美国为什么会输给华为（从而不得不在经济手段之外使盘外招）。因为显然，如果美国有可以压倒华为的企业，像微软压制金山WPS那样，是根本不需要这样出手的。

问题是，欧美举全国之力，仍然竞争输了，这是为什么？这是在讨论大势和基本面的问题。如果将来真要打科技战，不解决这个问题，一切（包括脱钩）都谈不上。

华为只是ICT的一个符号（而且华为的优势只不过是早一点，便宜一点，全面一点，而不是独创一门、遥遥领先），通过华为今天所处的位势要观察的本体，是美国ICT和欧洲ICT实力与中国ICT此消彼长，这个历史大局背后的演化背景。这才是超越美国两党格局的大历史问题。

我个人认为，在打完架后，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会慢慢浮现，这就是如何重新评价美欧与中国包括电信规制在内的近30年高科技产业领域核心政策战略选择的利弊得失。

从网上欧美人最近在群内的窃窃私语可看到，对于美国、欧洲至今培养不了一个重量级选手，抗衡华为的基本面上的原因，他们基本认定了两件事，一是美国1996年电信改革，错了；二是欧洲发放电信牌照，错了。因为埋葬了巨头，使欧美出华为这种重型级选手的机会彻底被断送。

但欧美人的热议还仅限就事论事，没往更深想。我看他们在讨论时，心里想的是，他们看到了这些，下一轮就可以翻盘吗？以美国两党取得共识后放弃网络中立这件事反映的见识水平，我认为欧美还没有找到历史的枢机。

三、走出局中局

历史的枢机在于对这场信息革命本质的进一步（指领先50年左右的）认识。

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还有下一代人）认识信息革命，从后人评价看，还是太多从工程师的水平上看。信息革命作为一场长跑，反映利益的制度的竞争至关重要。

最基本的一点，信息革命可以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从零和对立变为生态互补。这是欧美人在50年内很难具备的制度智慧。

以电信改革为标志看ICT制度思维，改来改去，把巨头改成了侏儒，症结在于，欧洲人仅仅从公平角度，美国人仅仅从效率角度， 把握ICT，都不符合ICT本性。

欧洲人搞电信3G牌照拍卖，出发点是公平，但损害了效率，以为倾向中小企业代表公平，使欧洲在电信、ICT和互联网中出不了华为、腾讯这样的大家，公平也不见得达到；美国1996年电信法以为分立竞争就可以提高效率，这次先在5G上失了分，说明效率也没达到，这个领域（美国下一步落后的还有市场网络平台、产业应用平台）的效率来得蹊跷。

反观中国，实践中，有两步没有犯错，一是中国没有发放3G牌照，历史会对吴基传给出比现在更高的评价；二是3Q大战最高法判决（我称为信息时代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稳定了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地位，形成了亲“华为们”的制度。

把实践从理论上加以抽象，是这样一番道理：中国“潜意识”里认为，像电信运营商、腾讯这样的巨头，本身就具有公平与效率双重性。这样的制度是亲“华为们”的。

背后进一步的算路是：不能认为平台“垄断”有碍效率，因为平台上的增值应用（中小企业）之间的完全竞争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平台为完全竞争提供了重资产保护；也不能认为中小企业直接代表“公平”，因为事实证明平台可以提供免费公共产品，中小企业的作用是补偿搭便车的租金。按信息革命的本性，会形成“平台（公平）-应用（效率）”互补的格局。

如果美国民主党上台还真想脱钩，中国最好的对策就是顺势而为，这个势，就是公平与效率互补这个势。按照这样的势，会不断涌现与生态圈上中小企业合作共生的巨头平台企业。用非经济手段与这种生态力量较劲，是费力不讨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