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改革赋“能”

2019-01-09 eNet&Ciweek

最近一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成为最受关注的话题。给人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这里第一次提出关于改革的“该”与“能”的判断标准。互联网与数字经济同“该”与“能”是何关系?这里特别谈一谈与“能”的关系。我认为,为改革赋“能”,是互联网、数字经济与改革开放的重要联系。这是指,由于有了互联网与数字经济,一些原来不“能”改的,可以变成“能”改的。

大家知道,农村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开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的就是既该改,又能改的东西。从“该”与“能”角度观察,公有制本来要实现天下为公所有和天下为公所用。但原有土地制度,特别是人民公社的体制,造成土地为天下所有(如全民所有,集体所有),但不“能”为天下(如农民)所用。这就是“该”改的。“能”改则是指,通过将有与用分离,将土地承包给农民使用,一举走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改革大道。

土地如此,但其他生产资料可不可以运用同样的“该”与“能”的逻辑进行改革呢?如国有企业的资源,可不可以为天下所用呢?论“该”是一样的,但论“能”,却有不同。因为土地是够农民分的,就算农民人口增加,也可以重新划分土地,让种地人人有份。但国有企业的生产资料,却不够城市居民分。由于中国工业化的底子薄,生产资料作为固定资产投入,是稀缺资源,只够国有企业的职工用,国企员工实际在代表全民来使用。不是不该全民使用,而是稀缺的资本具有使用上的专用性,不能为全民所用。例如,一部机床,同一时间只能给一个工人使用,做不到成千上万的人同时一起去使用它。

但互联网与数字经济改变了这一点,变不可能为可能。以流通业为例,原来的生产资料,主要是店铺与柜台。在实体经济条件下,要使用实体生产资料,先需要成为实体公司的一员。比如,要使用王府井百货大楼这样的商业地产,必须成为国营的百货大楼的售货员,不可能让所有城市居民都可以到王府井百货大楼中去站柜台或摆摊。能站柜台的,是少而又少的,像张秉贵这样的劳动能手。而阿里巴巴就把这种不可能,变为可能了。怎么讲?阿里巴巴相当于开了一条见不到头的王府井大街,不同的是,所有的店铺和柜台,都不是由砖头与金属打造的,而是可以复制分享的虚拟店铺与柜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网商开成店?共享即可。阿里巴巴1000万网商,并不拥有淘宝虚拟店铺和柜台的支配权,但可以象农民承包集体土地一样,使用这些资源。从“使用而非拥有”这个意义上说,阿里巴巴进行的是与农村改革类似的改革。马云作为改革人物,是当之无愧的。

可以说,信息、数据这种非排他性使用的生产力特性,让不能分享的生产资料,变得可以分享,使得一些原来该改但不能改的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原来一些不能改的,变成了能改的。互联网、数字经济从这个方面为改革赋了能。

以资产数字化推进共享发展,可以让一些领域的改革,从不能变为可能,从低水平可能变为高水平可能。从而不仅为改革赋能,而且改变改革的模式。例如通过极大降低公众对公共资源的进入门槛,扩大平等使用资源的机会公平,增进一次分配公平,可以有效把公平与效率结合起来,把改革与发展结合起来。

展望未来,一旦发挥了创新科技非排他性使用这一先进生产力特点,将生产资料的有与用分离,将各行各业的生产资料,通过数字化功能替代,就可以把原来因为是实体因而不可分享使用的,变为可以通过数字化反复分发,变为可分享使用的。可以把“包”的范围,从农村土地,向各行各业推广,从而推动实现天下为公所用与天下为公所有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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