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在2018达沃斯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从信息化角度，可以听出点什么音来呢？我听到的是：质量，质量，质量。

按经济学的“普通话”（不带XX技术的XX应用这种“方言”）来讲，旧时代（工业时代）的商务，就是关于数量的经济，是高速增长的经济；新时代（信息时代）的商务，就是质量的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清清爽爽，不拖泥带水。我发现，刘鹤是一位不带信息化技术“方言”说话的人。他讲的商务，就是质量。而质量，才是信息化背后不带技术（如电子）色彩的那个商务本身。

刘鹤指出，中国未来几年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 “一个总要求”就是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今后几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结构政策、改革政策、社会政策都将围绕这个总要求展开。

我理解，这个质量，不是仅指微观上那个产品质量，而是指整个经济的质量。而经济质量不仅仅是指经济运行质量，涉及的是结构变化。我们可以把GDP分成两类，一类是低质量的，一类是高质量的。低质量的，是只有GDP数量多少变化，但体现不出多少质的差异的经济。比如传统中国制造，同质化非常严重。同质化的冰箱，可能是高质量的，但由成千上万这样的同质化产品构成的经济，却可能是低质量的。而高质量是指，GDP中那些因体现出质的差异性而赢得市场的经济。例如因品牌而获得溢价的冰箱。当质的差异体现在供给方面时，我们称之为创新，创新就是提供与众不同的质；当质的差异体现在需求方面时，我们称之为个性化。

信息化是干嘛来的呢？信息化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当技术推销员来了，而是通过推销技术解决经济本体的问题。从经济本体来说，信息化与工业化最大不同，在于它越差异化越轻松（俗称灵敏），而工业化越差异化越累（俗称迟钝，大名叫工业病）。验算一下是不是这样，当00后需要个性化时，是大数据干着累，还是宗庆厚掰脚指头累？当00后需要创新时，是华为更得心应手，还是国美游刃有余？结论是不言而喻的。刘鹤不是没有谈信息化，他已经谈到前面去了，谈到这个时代要解决的问题上去了。对于我们来说，要明确手中的家伙与要干的活之间的关系。别拿着信息化这把好枪，不知要去打哪个鸟。总晒着太阳说，我这把枪真好，真好。要打，就打质量这只鸟。

当然不是说，工业化只能搞高速增长的经济，信息化只能搞高质量发展的经济。两者在中国现实条件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作用，总的来看，信息化更是一种引领性的力量，引领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那么，对于经济本体来说，在这一过程中要改变什么东西呢？刘鹤话中有话。他说：“中期要关注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和大国储蓄率的变化。”对此，我有两点看法，聚焦于质量之本。第一，我在《3%》一书中针对他说的使供给体系适应需求体系变化，主张“把人的消费最大化内生于增长模型”确定资本积累的黄金律的思想，解决增长的动态无效率问题。为此需要信息化派上真正用场。第二，中国高储蓄率，不仅有凯恩斯政策的背景，还有工业化中没完成城市化这个更大背景。有了信息化这样的分散配置资源的新方式，可以一边补城市化的集中资源的课，一边走电子商务、经济服务化等（世界级）需求平台配置资源的新路，通过两条腿走路，让集中上瘾的储蓄率降回常态。这是沿刘鹤讲话应该深思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