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原理系列写到尾声阶段了，终于想明白要说的是什么。要说的是文化自觉问题（也就是“我是谁”这样一个斯芬克斯之谜）。中关村有两种人，一种清华型的理工男，一种北大型的文科男，两种人往往话说不到一起去。这就是当代中国人的写照，搞互联网的，懂工程师意义上的OSPF，但缺人文气质；搞中国文化的，懂儒学意义上的仁，但缺科技素质。道，必须跨越这两边。路由原理说的是，OSPF与仁，是一回事。路由原理，就是互联网文理兼修的道论。

阳货第十七一共26段，主要讲社会网络中的OSPF原理，相当于现在大热的“社会网络分析”（SNA，专门分析关系结构之学）。孔子讲关系的结构，核心是远近之辨。因此与路由器（从而互联网）的原理，完全严丝合缝。OSPF是远近之道（生熟之道）。启蒙运动的理性只讲远、生，不讲近、熟。而互联网是近、熟之道，故中国人最能无师自通。

1、远近之道的哲学

阳货欲见孔子，……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子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阳货的话（“日月逝矣，岁不我与”），打中了孔子的要害。孔子一生的痛点在于自己有道，而“邦无道”。但他又不甘无用，想施展自己的仁道，以使邦变得有道。可惜没有周文王那样的人用他。因此一旦有人要用他，他就会激动。这是孔子的弱点。其中逻辑，上升为哲学，就是“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是自组织、自协调之道，它的本性使人相近。例如，互联网为什么没有中心指挥，却能零摩擦地自组织、自协调呢？因为它的逻辑是OSPF（最短路径优先，可翻译为“性相近”，即自由的天性是最短路径优先）。习相远是说，社会化（互相影响以变得同质化）让人与人变生疏，离仁越来越远。“吾将仕矣”是为了改变“习”，以回归“性”。让人与人相近的那个“性”（仁），得以发扬光大。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被历代解释得五花八门。我个人认为，各种解释都搞错了一点，儒家说的智，是良知，不是康德说的知。这一点，只有王阳明把握得最准确。则上智，是指在致良知上，“随心所欲不逾规”，而非生而知之。依此而论，各种解释中，《汉书》的解释稍稍沾边：“可与为善，不可与为恶，是谓上智”。良知是不用学，人人就有（“会”）的，只是习相远，让人们弄得不会了。下愚是说，染上社会恶习，学都学不会（改都改不过来），而远离性（良知）。那么，上智的标准是什么呢？孔子有独特的一招，嫁女儿。要把女儿嫁给上智之人，不是指高考状元，而是邦有道，可以兼济天下；邦无道，可以独善其身之人。但不是嫁给子路这样的人，子路虽是仁者，但非上智之人。邦无道，会被人砍死，嫁女儿不放心。

2、行为模式的远近之辨

……公山弗扰以费叛，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佛肸召，子欲往。……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中略）

刚才说过，孔子的弱点是一说当官就激动。其中是有上述苦衷的。为了改造社会（相远之“习”），居然连公山弗扰（人名）、佛肸这种叛臣都想投靠，令子路这种至刚之人大为不解。实际是，邦无道，到了国王在仁这一点上，连叛臣都不如的程度，以至勾引得孔子产生将仁的普遍真理，与叛臣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为东周”（把它改造成有道之邦）的念头。可见，在行为模式上，孔子的尺度是非常大的。有点像现在，不问白猫黑猫（喻不固执于远——即抽象原则、“道路”），一切路由（“走什么道路”），要实事（邻在“近”之上，喻从当下此在之具体“特色”出发）求是。

把这种远近模式，从政治行为降到日常生活行为，逻辑是贯通的。孔子这里说的“恭，宽，信，敏，惠”，及“仁（愚）、知（荡）、信（贼）、直（绞）、勇（乱）、刚（狂）”，一言以蔽之，都在说，每一种抽象的原则，本身再正确，也不能停留在笛卡尔理性那种形而上状态（远的状态，即远离实际情境的状态），必须邻接在具体情境上加以变通后，“换算”成一个适宜（既不过，又非不及）的当下此在值（“近”的值），否则，过犹不及。

3、近道：近的正反两面性

正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中略）

孔子凡事强调最短路径优先，“最短”这种这近，可以映射为感性（“诗”），诗具有兴观群怨这样的正面功能（本质直观），近可以用于家（“事父”），远可以用于国（“事君”）。人如果没有这种感性直觉，判断事情往往就象一堵墙立在面前却视而不见一样（“犹正墙面而立”）。但反过来说，“最短”不是唯短，也要讲规则。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这话说得很重。乡愿在此是指，一切入乡随俗，却把原则忘了，以致同流合污。强调不能为了手段，而忘记目的（“患得”，“患失”）。这与路由器强调最短路径，但最后要实现的是全球互联互通一样，不能为了近而忘记远。

4、远近之间的现象学关系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子曰：“唯君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中略）

哲学家张祥龙视孔子之学为现象学，与胡塞尔之现象学（核心观点翻译为汉语为“实事求是”）相通。通就通在远近之道上。远指形而上，近指形而下。儒学与互联网之道，都是形而下之道。胡塞尔是开启从形而上的现代之道，转向后现代形而下之道的中枢。孔子说“予欲无言”，不是说他不想说话，而是说他不想象黑格尔那样说抽象的、形而上的话。“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这句话非常优美，打中黑格尔十环靶心要害，足以直接把黑格尔枪毙。黑格尔非把绝对理念说出来，但却脱离了“四时”与“百物”。王明路线（本本主义）差点害了中国，就是黑格尔系门生的流毒。纵观《论语》，孔子是在为“四时”、“百物”代言，而天就在其中矣。这门道，与西方思维最大不同在于强调远近之辨，坚持最短路径优先于工业化倡导的本本（不正确地译为“普世价值”）优先。“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孔子三句话不离老本行，连评论与妇女儿童相处（“养”指相处），都不忘远近之辨。在这里是说，最短路径优先，不是越近越好。小孩倒是与人亲近，但一亲近就没规矩了（“孙”指无礼）。可见，强调近，绝不是经验主义和相对主义，也是要讲原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