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分享经济利益关系的垄断竞争分析—天则所讲演录

2017-05-26 eNet&Ciweek

近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第571次双周学术讨论会上,我以“对分享经济利益关系的垄断竞争分析”为题,进行了主题发言,与盛洪、张曙光等知名学者进行了交流。这项研究是我主持的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分享经济研究”中的一部分。这项研究能得到天则所大家的重视,可能不完全是因为分享经济本身,而是对研究分享经济涉及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新综合问题的重视。所以下面重点与大家分享两小时报告中关于经济学新综合的一些内容。

我认为要说清互联网这件事,已经到了传统理论基本框架不够用,需要在经济学的“体”(范式、内核)上进行创新的地步。为此,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工作,对经济学的两大对立的流派——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进行理论综合,提出基于广义均衡的统一场理论。分享经济正是引发理论变革的触发点。

我从2016年6月8日的一则新闻谈起。苹果公布对应用商店的重大调整,将开发者获得的收入比例从70%将上升至85%。资本家为了提高效率,向公平的方向主动调整。这一事例对互联网来说极为有代表性。这种事态发展下去,可能直接引发经济学的理论大地震,出现如下悖论:免费与收费互补;普遍服务与商业竞争互补;公平与效率互补;先富与共富互补;北欧模式与北美模式互补。也就是说,左右发生颠倒。经济学因这类致命悖论,可能出现重大理论危机。

我指出,“地震的震源”是信息生产力。一些人肤浅地理解的“新技术”,有可能正在改变商务本身,进而迫使理论做出根本性的反应:第一,IT的范围经济性(复杂性经济)作用于资源配置,引致完全竞争与垄断竞争的综合;第二,IT的非排他性使用,作用于利益相互作用(制度),引致拥有权-使用权两权分离。

我认为,理论要想解释悖论性的事实(这一事实可能代表未来的核心常态),需要做出一个重大调整,让经济学历史上的两大流派合流。这就是我在《分享经济:垄断竞争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提出的新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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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历史上的两大流派,一个是古典经济学,代表经济学中的李嘉图传统,核心是强调利益相互作用,通俗说是重心在分蛋糕;一个是新古典经济学,核心是强调资源配置,代表经济学中的斯密传统,通俗说重心在做蛋糕。前者目前的代表是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后者目前的代表是新古典经济学。新综合意味着,在斯密与李嘉图之间建立统一场,在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建立统一场。有学者当场质疑,解释互联网有事说事,用得着提出这样宏大的主题吗。我做互联网周刊主编20年了,这是我多年思考的看法,这个问题绕得过今天,绕不过明天。

我提出一个总体设想,以综合古典均衡与新古典均衡作为新综合的整体架构。下图显示出这个架构的结构思路。其中,第一步是综合完全竞争与垄断竞争作为整体架构的基础,作为内部配置论框架,往这个基础结构中内生利益相互作用;第二步是区分拥有与使用,作为内部利益论框架,往这个框架中内生完全竞争与垄断竞争。

实现这一设想的关键或者说技巧,在于这样一个关于统一场的发现:我们可以把所有经济学,以均衡点为标志,分为相互对立、相互对称的两类,一类均衡点在P=MC(完全竞争均衡),代表的均衡的性质是无差异均衡;一类均衡点在P=AC(垄断竞争均衡),代表的均衡的性质是差异化均衡。二者之间,相差一个均衡差AC-MC(平均成本减边际成本)。它代表是有差异还是无差异对均衡全局的影响的量化程度。这把历史上马歇尔理论与张伯仑理论之争,从完全竞争-垄断竞争这一边缘问题,变成无差异有差异这一核心问题。

新经济与旧经济抛开技术不谈,它们的“商务”本身,相反在什么地方?相反在,一个以无差异为本质(实体经济是同质化的),一个以差异为本质(信息经济是差异经济,信息只是差异的显影液)。这就指明了信息革命的那个革命点在什么地方。

所谓的统一场,就是找到矛盾相反相成的那个点,将阴阳统一为太极。信息经济和实体经济的统一场(“两化融合”),就是要把无差异的经济(传统同质化中国制造)与差异的经济(异质化的中国创造)统一在一起。以往理论从来没有把问题归简到这个核上来。

好比从苹果掉下来,想到万有引力的存在一样。将分蛋糕的李嘉图古典均衡与做蛋糕的斯密新古典均衡进行理论综合,只需要关键的一念。这就是我在书中提到的:“以广义均衡对二维均衡进行新综合,要点是将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压缩在异质性这一抽象维度中,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内生化处理”。

我认为,斯密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是关于量的经济学,其核心是同质完全竞争均衡,P=MC是经济的常态;而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垄断竞争理论等,是关于质的经济学,都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偏离了同质完全竞争均衡点,直接或隐含着P=AC是经济的常态。以往几百年经济学家关于苹果掉落现象没有想到的那一点在于:资源配置上的差异(如品牌、专利),与利益相互作用上的差异(社会关系摩擦力,如交易费用、阶级斗争),其实在数学上,是同一回事,都可以用平均值表现(如AC,平均成本)。因此,只要把张伯仑的数学(由迪克西特-斯蒂格里茨于1977年加以数量模型化),从配置论嫁接到利益论上,经济学争论了上百年的难题(如李嘉图难题、转型难题)就找到了统一解。

讨论会上,有教授不解这里的平均分析法是哪来的。张曙光先生解得妙:有差异才需要平均,没有差异就不需要平均。我解释一下大师的话。从数学角度看,如果一事物没有差异,它均衡点上的边际值与平均值一定没区别;差异越大,其边际值与平均值差别越大;差异越小,其边际值与平衡值差别越大。对应现实,一国经济越以个性化、定制化为常态,其均衡值就越从MC偏向AC(高附加值)。OK,大家明白了吗?我从苹果的实践中,发现了苹果的动力学规律。

其实,我本来无意介入经济学流派的是非,是因为发现分享经济这道题异常难解,不进行理论综合,就得不出想要的结论。研究分享经济,有两个基本角度,一是从资源配置角度(配置论),一是从利益相互作用角度(利益论)。我把它统一为,APP的差异化增值,与平台分享整个生态的平均成本,构成了一个绝妙的数学解:AC-MC。(限于篇幅,在此省略33万字,全在书里)。这就是为什么独占惯了的资本家会哭着喊着奔向共享的远方。因为,姓社姓资不再重要,人类将进入“使用而非拥有”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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