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中国互联网思想者大会”在798厂举办，会场本身是包豪斯风格的艺术品，令人像是走进了苏格拉底的哲学剧场。与互联网的无厘头和碎片化如出一辙，这次会议也没什么主题，论者即兴碰撞出火花，令人恍然回到了20年前小汤山夜话互联网的纯真岁月。20年前的参加者只剩下张树新、胡泳和我，令人感慨，时间有时很长，有时又很短，就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说的。

我参加的对话叫“重塑史观”，说实在的，我不是历史学家，对历史没有专业研究，遑论史观。赶鸭子上架，只能谈一谈三次浪潮，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信息文明，正反合三段论、否定之否定等等。

本来以为是老生常谈，没想到竟然在现场激发出火花。我们这一场的高潮出现在最后几分钟，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董洁林教授，忽然对我的核心观点进行反驳。我回应到半截，分论坛就以断电形式中止，转入段永朝的总结发言了。因此这里补充一下未展开的话。

我认为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之间是革命的关系，认为二者有本质区别。董教授却直言，她看不出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之间有什么实质区别，二者是一回事，谈不上革命，只不过是延续。她认为当前的信息技术创新只不过是小创新，比古代的语言、文字等大的“信息技术”，在创新上是一代不如一代。我承认语言是一种 “信息技术”，但认为古代的信息并不处于文明（包括社会、生产）的核心，核心只不过是生存需求。而信息革命背后，是人的自我实现的高级需求，在驱动创新，表现为人们肯为个性化、差异化等买单，而不再是生存、发展。满足高级需求的创新，比满足低级需求的创新，是更伟大、更难的创新。 

但董教授更惊人的观点是另一个。我认为区分新旧文明，有体用、本末之别。当代只是在用（应用）的层面、末的层面认同信息文明，而对于体（体系 ）、本（根本）的认知，要到儿子、孙子都老死以后，才有条件达成共识。谁知董教授来了一句，在她看来，互联网再有十年就过去了，恐怕用不着我说的儿孙辈来认识。

说实在的，我很佩服董教授，她让我想起董小姐，即与雷军争论新旧经济的董明珠。在互联网如日中天的当下，尤其在互联网思想者大会上，敢说互联网的寿命只有十年了，如果不是张嘴就来，是需要极大勇气的。这令我想到2012年12月13日，王健林对马云说：“2020年，10年后，如果电商在中国零售市场，整个大零售市场份额占50%，我给他一个亿，如果没到他还我一个亿。”现在看来，王健林已经没有赢的希望了。

董教授与王健林都谈到十年这个时间概念。我马上回想，十年前，我在干什么，或者说，在预测什么，结果如何呢？回家后，我查阅到，十年前的同一天，我在写一篇叫《“魅客”说》的文章（2007年2月20日发表）。文章幻想，中国未来会出现一种叫maker的人。当时给这种人的画像，原文是：“ I am my own creation，I am， self-made”。多少年后，人们把maker用进口方式带到中国，译为创客（就是我音译为魅客的maker）。十年后回望，创客的梦想没有一风吹，而已在全世界漫山遍野地茁壮了，盛开了。

我又在想二十年前（1997年）的此刻，我们互联网人在想什么，想的事情今天来看是否离谱。正好，大会开始前，我与张树新一起吃饭，我们共同重温她二十年前的名言：“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当年的浪漫，已经部分地变成了现实。但现在有必要继续设问：中国人思想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前两万五千里。这正是哲学剧场“向时代提问”的现成问题。 

在798厂，我还见到梁春晓。信了他一直跟我说的，新的观点战胜旧的观点，不是通过说服，而是持旧观点的人退休了，而新一代从来没有听说过旧观点。这样，人类的观念就更新了。但愿如此吧。思想的时间尺度，说不定还真是姓爱因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