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星期的焦点是大连软件交易会，软交会的焦点是刘积仁。 　　我在软交会上并没见刘积仁，而是在会前专程去大连见了他一面。刘积仁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他关于专业渔民的比喻。 　　刘积仁对我讲，国际金融危机前，中国巨大的粗放发展，使大家忽视了方法。如果专业的渔民和不专业的渔民挣得一样多，就没人当专业的渔民。一个国家不用创新就可以挣很多钱，国家自然不去创新。一个人创新挣的钱如果与不创新挣的一样多，他就不会去创新。然而金融危机面前，不专业的渔民挣不到钱，才显出专业渔民的选择是对的。 　　东软就是专业的渔民。由于抓住了软件和服务业这条大鱼，再加上致力于创新，做专业的渔民，所以在别人受金融危机熬煎时，他的日子比别人过得好。 　　推而广之，大连软件交易会上二十多个软件和服务外包城市的代表，就是中国这一行里“专业渔民”的代表。本期特别报道《大连软件会》报道了“专业渔民”在互联网周刊承办的专业论坛中的专业观点。一位大城市的行业主管听完论坛后，坐不住了，一定要让我在去机场的路上，安排见一面，打听还有什么大家还没有发现的机会，留给他们这些“后来者”——虽然他们相对全国来说，已是第一梯队中的先行者。这典型反映了软件外包领域你追我赶的形势。 　　在飞机上，我又琢磨起刘积仁“专业渔民”这个有大连海腥味的说法。当前，全国正在形成一股空前的外包热，就象当年的软件热一样。这次的外包热，如何能产生真正的“专业渔民”呢？除了“专业渔民”自身的主体作用外，有几个条件也很重要。 　　第一条，要有渔老板的专业眼光。大连十年前就认准了软件服务业，而且一直咬住不松口，一个重要因素是，大连学者出身的市领导，在全国一片“中国制造”的红海中，识别出了“中国服务”这个蓝海。这一点高于国家平均认知水平，大连如今成为外包老大不是偶然的。刘积仁这样的专业渔民，遇到了同样专业的经营城市的“老板”。现在，识别外包中的机会，同样考验“渔老板”眼光。比如各城市只知有BPO，而不知KPO为何物，就是隐患。 　　第二条，要有专业的“打渔”对策。当年的软件热，养出了许多“不专业的渔民”，比如借软件园搞房地产的、借软件优惠偷税漏税的。我去印度，问他们为什么没这种现象。印度人听我说了情况以后，马上比较出一个差异。他说你们的优惠都补到产前去了，骗子根本不用进行产中产后的工作；印度的做法是把同样优惠均摊到产前产中产后，真干假干一下就分清了。可见政策不精明，比没有龙种还坏，因为会多出一群跳蚤。中国发展外包，需要按专业的“打渔”规律来。 　　第三条，要有专业“渔村”。外包服务是一连串事件的结果，为外包服务提供社会服务很重要。除了官助民办外，社会化服务是将外包从小生产变为大生产的关键。仅仅有园区企业、政府推动的服务体系建设还不够，还要把它们发展成园区产业、服务产业，让“专业渔民”没有后顾之忧。 　　有人播种，有人已经收获。《惠普软件“速生林”》提到，在过去三年中，惠普花费了超过200亿美元用于收购软件及服务公司。如今这片依靠收购形成的速生林布局及长势如何？请看我们的发现。